宋熙寧二年（公元1069年）七月，經制置三司條例司議定，均輸法出臺。它迅速地讓京城裏的達官貴人，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，又巧妙的躲開了以農業為根基的中國古代國家最大的命脈。

時機沒到，絕不去動最敏感、最基礎的東西。

均輸法很簡單，它關系到開封過百萬居民的生活現狀。城市，我們都知道，大城市的繁榮取決於周邊小城鎮、農村的供給。它就像一只龐大的蜂王，全體工蜂們都要全力以赴的供養它，才能把它養胖，反過來吐出營養來繁衍整個蜂群。

開封城也是這樣，為了繁榮它，趙匡胤建立了一個部門，名叫發運司，由它的長官發運使來負責淮、浙、江、湖等六路的漕運，把南方的柴、米、茶、鹽等一系列的好東西運到京城來。可是時間長了，就顯出了它的弊端。

權力不足。

發運司只是個執行機關，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、運送某些東西，而決定運什麽的，比如說京城裏三司部門的某位大佬，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筆一揮，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來的底檔，說有個地方出產這東西，好，發運使就到那兒攤派。

這讓整個漕運亂七八糟，很多時候，這地方沒這產品任務卻來了，那地方有這東西卻爛在地裏不要。浪費吧，別急，真正的浪費還在另一邊。京城裏的供需更混亂，大佬們都是些口不言利、手不粘錢的君子，哪有閑心去管市場上真正需要些什麽雞毛蒜皮？

於是京城裏急需的，往往運不上來。京城裏積壓的，倒源源不斷地湧了進來。長此以往，供需脫節，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榮了。為什麽呢？稍後才說。

針對於國家具體負責部門的無能，王安石變法的頭一步就是改善這一點。他的辦法是，歸根結底一句話——人治。

法治與法治社會，在當時是大逆不道的。不管王安石的心底裏是不是另有更好的主張，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礎上改良。具體做法，給發運使增加權力。

要讓發運使有權力知道京城裏需要什麽，各地都出產什麽，由他來決定到什麽地方用什麽價錢買什麽東西，這其間朝廷就要花錢，同時也要考慮到把東西運回京城的路程，運費也要打進去。運回京城之後，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員、市民出售。

大家看清楚了嗎？等同於國家開了個買辦大公司。這既解決了以往的供需脫節問題，也讓國家在買與賣之間賺到了錢。王安石完全沒有違背自己的競爭宣言，沒動官員們、百姓們半分的稅收等好處，就讓國家得到了實惠。

在實際運作中也達到了這一點。王安石選中了一個合適的人選，他叫薛向。以前擔任過開封府的度支判官、陜西轉運副使，理財絕對是一把好手。薛向上任之後，以神宗撥給發運司的500萬貫內藏錢、300萬石上供米為起動資金，把這個國有的買辦公司辦得風生水起。

同時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們罵得體無完膚。

第一輪的攻擊波由範仲淹的二公子範純仁發起。範純仁是個讓人摸不透的另類君子，他的一生總是在變法、不變法之間飄來蕩去，秋千打得很有水平。這時是熙寧二年，他第一個跳出痛罵新法，18年之後，他的表現恰好相反。

不知道他腦子的構造是不是比較異常。

這時他的職務和他父親當年一樣，是知諫院。他在奏章裏沒有指出均輸法任何一點的錯處，重點的是君子小人分辨法的N次重覆。在他看來，王安石一黨無事生非殘害百姓，所謂的富國之法，不外乎是向漢朝的小人桑弘羊學習，每天裏像商鞅那樣想著怎樣賺錢，完全違背了孔子孟子等聖人的教誨。

空洞無物，態度惡劣，他被貶出京城，到外地反省。

接下來出場的是位開封府的推官，職務不大，可必須得認真應付，因為他是蘇軾。蘇軾這時的文采已經聳動天下，在全國讀書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壇盟主歐陽修都相去不遠了。這絕對不能小看，這是官場職務之外的另一種地位，就像每一個官員都是孔門弟子、天子門生一樣，文壇地位高了，足以讓他在宋朝笑傲人生。

蘇軾的話真正說到了點子上，要明白其中奧妙，得先思考另一個問題。那就是，新法改革之前，京城的供需脫節了，為什麽東京還能保持住有史以來人類最巔峰的繁華呢？

為什麽？

那就是宋朝最為人所稱道、羨慕的，整個世界截止在蒸汽機發明以前，最昌盛自由的東西——商業。它由宋朝的非官方發起，在中國漢人所創造的正朔朝代裏版圖最小的地域裏，達到了讓人無法想像的高度。

像夢一樣美麗繁華的東京汴梁城就是證據。

但是它也是把雙刃劍，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榮，周邊的流通，可是另一面也讓金山銀河從國庫的旁邊流走，跟國家不發生關系。

為什麽不發生關系，就要看是誰在經商，怎樣經商。聯系到蘇軾的話，就是“自均輸法實行，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。”為什麽不敢動，是因為均輸法雖然沒有明說是官辦公司，但既然采買，必定出售，一定會和商人們爭利潤的。

請大家鼓掌，他答對了。可以說蘇軾是以一種空前愚蠢的腦子，百分之百的理解了王安石的主張。均輸法要做的就是把商人們的利潤收歸國有，商人們不敢動，正好證明了新法的成功。

有人要說，這不是搞壟斷嗎？打擊自由競爭，這是走歷史的回頭路，把本己興旺發達的宋代商業好生生地扼殺。

對，這種說法也對。只是自由競爭、壟斷主義這樣的名詞是發生在現代社會裏的，與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現代商業稅。在宋朝時，不管商業怎樣發達，都是相對於其他朝代而言，在主體上它仍然是個農業社會，以農業稅為準收繳的商業稅，能和它的產出相符合嗎？

更何況裏面還有貓膩，大商人上多少稅，怎樣上稅，都是非常有講究的。參考下後來為什麽在名義上與商業半點都不粘邊的大臣、深宮後院裏的皇後、太後、太皇太後們，也都為大商人說話，內幕就太簡單了吧。

不收錢誰幹活兒。

說到底一句話，王安石們是發現國家的問題，解決問題。而這些大商人和他們背後的同夥們，是發現了國家的問題，享受、利用這些問題！

蘇軾之後，又有蘇轍、馮京、謝景溫、李常等人不斷地攻擊均輸法，理由千篇一律，不外乎就是擾亂秩序、法術不正。

不知道所謂的秩序是宋朝哪條法律上所規定的，也不知道正確的法術是什麽，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黨們就是不正。

對此神宗沒什麽好臉色，當著國家的公務員，拿著趙家發的工資，卻站在大商人那邊說話，這世上還有天理嗎？沒別的，一個一個的駁斥、趕走，都一邊涼快反省去。

截止到這裏，還只是些小打小鬧，新法實行之後，富弼、司馬光、韓琦、文彥博等等久負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們還都沒登場。也許他們在觀望，也許他們在思考，設身處地在當時，處於均輸法剛上臺的一兩個月時間內，沒有誰會未蔔先知地知道後來這些人的態度。

另一邊，宋神宗、王安石等變法人物，他們應該做的就是穩住腳步，借著打壓反對派的勢頭，把均輸法推廣全國，讓每一路都做起來。要讓全天下人都看到國庫充足的狀況，最重要的是，要給人們一個適應期，讓他們僵化平穩了100多年的腦子能漸漸地適應改變。

王安石本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，他在奏章裏寫過這樣一段話。變法的事，緩變會有利，急做害處多，大家要集思廣益，慢慢地來。變法派內部也是這樣做的，新法的第二條法令關系重大，它涉及到了國家之本——農業。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，一個處理不當，就會民不聊生，怨聲載道，甚至改朝換代。

有多少次改朝換代，都是因為農業垮了，百姓們吃不上飯，才鋌而走險，當了暴民。

這項新法名叫“青苗法”，它在史書裏大大有名，甚至於成了王安石變法的代名詞。要解釋它的內容，史書上課本上一個概念接一個概念，一個數字接一個數字，實在煩得很。悄悄地說，我從學校出來後，也有點記不清。

不過要理解，也很容易。說它，必須得跟另一個名詞聯系起來，那就是盛行於隋唐兩代的“常平倉法”。這個法令可以說是一項百分之百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，從哪一點上說，都沒有半點的害處。

它是桿國家特設的天平，當豐收時，國家出錢穩定市價收購，防止谷賤傷農；當災年出現時，國家以低廉的價格賣出，讓人民能吃上飯。

註意它的性質，完全是不盈利型的，是一種國辦的公益事業。那麽問題出現，既然這樣好，為什麽王安石還要變法呢？

這再次驗證了一條真理——世上沒有壞事，只有壞人。無論多好的政策，都要看是由誰去實施。歷朝歷代，國家都由儒家學說統治，雖然有一些獎懲條例，可遠遠達不到監督的力度。常平倉法再好，也被底下的官員們給敗壞了。

這幫人裏比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倉裏糧，比較有經濟頭腦的是把倉裏的糧拿出來，和奸商們勾結，在災年時以囤積、提價等手段賣出，發的不是國難財，是人命財！

同時作為農民來說，他們口糧都成了問題，種子糧怎麽會剩下。於是開春之後，只能去借貸。向誰借，怎麽貸呢？

向富戶借，借高利貸。

高利貸是個可怕的名詞，從古至今從來沒消失過。就在我們的身邊，仍然有。並且一直都保持著濃重的民間色彩，對，通常他們都是黑社會。

借時容易還時難，不是賣兒賣女，就是傾家蕩產。有句俗話說得好，不怕欠債的精窮，就怕討債的英雄嘛。討來討去的，兼並就形成了，富的越來越富，窮的一無所有，倫為佃戶，變成了奴隸。而那些富戶財主們，通常都很有關系，不是子孫中有人考中了科舉，就是掛名到了一家廟宇上。

有功名的，出家的，當官的，都可以不交租，不納糧，不服役。這就是為什麽這個世界讀書人那麽多，出家人那麽帥，當官的那麽牛的原因。

針對這些問題，王安石想出了青苗法。首先，這個法令也和錢掛鉤，朝廷要拿出本錢來，本錢從何而來呢？就是全國各地的常平倉、廣惠倉裏的糧。你們這幫貪官不是拿這個生財嗎？現在朝廷收回來，給皇帝生財。

具體做法是把這些糧食兌換成現錢，在河北、京東、淮南三路，分夏、秋兩個季節，夏指每年正月三日以前，秋指五月三十日以前，把錢貸款給青黃不接的農民。

不白貸，兩季莊稼收成以後，加兩成的利錢，即20%歸還。考慮到是分兩季操作，實際上，每年收回的是40%的利息。

其他的還有很多細節上的規定，比如城鄉居民都可以貸，除了游手好閑沒有不動產的人；為了防止借了不還，甚至逃跑躲債，規定得有保人等等等等很多，我們不必都一一了解，那與整體構思無關。只有一點需要註意，那就是規定了，不許硬攤派。

好了，我們現在可以把青苗法和常平倉法作一個比較，答案很清楚，青苗法不是去救農民，因為40%的利息非常高了，俗話說利過三分就是賊，四分是什麽我就不說了。可是只有比較才會出真知，當時宋朝民間的高利貸高到了什麽程度呢？

不要震驚，請淡定地看下面的數字，那不是五分，或者翻番，而是月息六分，即年息七十二分！這是什麽概念，我實在沒法形容……不相信嗎？那麽請參考現在，信不信就在我們的身邊，民間的高利貸高到了什麽程度？比宋朝的只高不低。

當然，是指某些地方。

回到宋朝，青苗法的本質出現。它不是救農民，而是殺富戶。出錢是最重要的，奪利是當前最重要的！利率的對比，國庫的空虛，都讓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定了主意，要實行這個法令。可是別忙，農業對當時實在是太重要了，一個不小心，就會弄出沒法收拾的大亂子。

為此，王安石真正做到了虛心的，向有關人士請教，誰有不同意見都可以提出來，而且絕對認真思考。具體的人，以蘇轍為例。他是制置三司條例司裏的人，變法派當時的內部人員。青苗法剛一出爐，他立即提出了反對意見。

經過上面的解釋，我們應該很清楚就看得出他說的話站在了哪一邊。

他說，這個法本意是救民沒錯吧（開篇就錯），可是有二分利，這就有了大麻煩。要知道跟老百姓是不能講信用的，見了錢誰都眼開，都會借，還的時候就難了，就算繩捆牽綁拿鞭子抽，都很難摳得出來。那時天下大亂，怎麽收場？

何況常平倉法盡善盡美，根本沒必要改動，只是下邊的辦事人操蛋，我們只要加強吏治，就一切OK。何必興師動眾，沒事找事？

可以說他根本就不懂當時的國情，不知道變法的終極目的——那個大秘密大宗旨。現在還提常平倉，國家都沒錢給皇帝送葬了，居然還要白白拿出錢來給農民救急度命，白救，當國家是無底洞嗎？！

當務之急就是抓錢，能在抓錢的同時，把從宋朝初年就開始的兼並之風剎住，把富戶財主們的不義之財掐死，都變成國家的收入，何樂而不為？

道理都通，可王安石仍然不敢輕舉妄動。他對蘇轍說，你說得有道理，我會從長考慮。之後近一個多月的時間再沒過青苗法三個字。

只是變化永遠都比計劃快，改革的車輪相當於歷史的車輪，一旦轉動起來，連最初推動它的人都沒法控制。就在王安石還在猶豫不決的時候，一件偶然的事突然發生了。

河北轉運司有一個幹部，具體職務是幹當公事，名叫王廣廉。他上了一封奏章，建議在河北方面賣幾千個“度僧牒”。以這個為本錢，在陜西轉運司實行青苗法。

仔細想了想，這個提議至少包含了以下兩個內幕。第一，青苗法已經廣為人知了。不管在制置三司條例司內部存在著怎樣的爭議，王安石本人的意向怎樣，這條法令和它的內容已經走漏出去了。

說實話，這有點失職。用富弼的話講，就是當權者的好惡讓下邊人知道了，難免會有迎合。

第二，“度僧牒”這個辦法想得妙。這三個字代表著巨大的瞬間收入和超級的無窮後患。收入，先看怎樣巨大。幾千個這種度牒，就能聚斂到50萬貫錢。基本上是宋朝每年給遼國和西夏歲幣的總和了。說後患，可真是後患無窮。

度僧牒就是和尚們的合法營業執照。說來奇妙，自古以來，無論是盛世還是亂世，佛教總能遍地開花，繁榮昌盛，一點都不受時局的影響。比如說這時百年無事的宋朝，以及五代十一國時的後周。當年柴榮為了備戰，一舉裁撤銷毀了多少佛寺，可見人家的發展。

它為什麽會這麽多呢？求來世、求心安、求解脫等等都比較虛幻，重要的是有實利，和尚們經營免稅。一旦能得到度僧牒，不管您從前是什麽人，從此就日進鬥金、兩袖金風了。長此以往，請想像國家的稅收是什麽局面。所以在這裏，我們要承認宋史裏對這件事評價。

第一，錢的來路不正。未來的聖人程顥說，這不是王道之正，沒有持久性。對此王安石不屑一顧，他說所謂的王道有正也有“權”，權，就是變化。幾千道度僧牒，能買45萬石米，在荒年時，能救活15萬人，這樣的事還要反對，根本就是拘泥不化！

對此，很想對偉大的王相公說，您似乎也該買張邏輯卡去充值。這個例子舉得跟現實沒關系，荒年時為了救人可以不顧一切，賣度僧牒真的沒什麽。

就算發兵到國外去打劫，也沒人把你當暴君。只是請註意，現在是荒年嗎？是在談救人嗎？至於王道長什麽樣之類的爭辯更是瞎扯淡，這世界上有沒有這種動物都一直在爭議中。

第二，王廣廉是怎麽知道有青苗法這回事的，並且迎合得這樣及時。處身在這樣紛亂覆雜的局勢裏，只要稍微有點鬥爭概念的人都會冒出來個問號——王廣廉和王安石什麽關系，是不是王安石在上層建築裏吃不開，發動下面的群眾造勢，把法令推上去？

說到這裏，似乎我在說王安石的不是。他的法令不正，作法不對，概念不清。但是我得否認，我沒這麽想。改革的本質是一場利益的重新分配，涉及到這個概念，就和戰爭同級別。所以采取一些所謂“不正”、“不清”之類的手段根本就無可厚非。

想反駁嗎？那麽請問，這世上有沒有不流血而成功的變法？有沒有不死人造就的新世界？例子我不再舉了，我深深地信任當年教導我們的歷史老師，他們說過的我就不重覆了。所以，王廣廉就算是被王安石暗中鼓動的，也沒什麽大不了，就算用的是賣度僧牒的錢，也沒什麽不對。

至少沒動用常平倉裏的糧食儲備。

只是在真正實施時，變法派犯了新法裏一貫的、最嚴重的錯誤——言行不一致。說是只在陜西試行，結果擴大到了河北、京東、淮南三路；說是用度僧牒的錢，結果動用了1500萬石的常平倉、廣惠倉的糧食；說是“青苗法”，立足於農業，結果城鎮居民也可以借貸；說是不許硬攤派，結果為了政績、升官、本人發財、搞垮王安石等等正反兩方面原因，攤派的硬度比金剛石不差太多……

言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做人尚且不能無信，何況要取信於天下的法令。在歷史遺留下來的史料裏，沒法分得清這是王安石的主張，還是神宗本人的決定。但是，它既然以宋朝皇帝的名義發布了，以上的兩個人就都脫不開幹系。

為何這樣急於求成，在青苗法到底有沒有漏洞，官場上的理念還沒有理清的情況下，就這樣大張旗鼓地幹了起來。這實在讓人沒法理解，畢竟王安石此前不久才剛剛說過“變法易緩不易急”的話。

他到底是充滿了自信，只要青苗法實行就可迅速見利，堵住保守黨的嘴。還是預先判斷到和司馬光等人永遠水火不相容，根本就不存在理順理念的機會，才強行通過，讓青苗法成為現實，讓變法大面積鋪開？

不得而知。能作出結論的是，隨著青苗法的出臺，變法本身、變法與守舊的對抗，都驟然上升到水深火熱你死我活的程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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